文章 | 止庵长篇小说《受命》直播分享会速记
嘉宾 | 止庵 x 洪晃 x 史航
《受命》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，他为这部小说魂牵梦绕三十年，在作品中通过对花木、商品、交通、服饰、饮食、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，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和一个八十年代的北京。小说里，埋有我们今天的城市蜕下的一层层皮。
《受命》也是一部致敬《史记•伍子胥列传》和《哈姆雷特》的小说，它关乎记忆和爱情，记忆来自既往，还没有退场；爱情指向新生，却无法生长，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，是一个“日暮途穷”的复仇计划。时代滚滚向前，小说里，已经蕴藏着我们今天的忧愁。
此前，李洱、张悦然、史航、张静初、双雪涛、六神磊磊、笛安等都曾分享过《受命》的阅读感受，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到洪晃来畅谈她对《受命》的阅读感受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洪晃老师一出场，直播间瞬间掀起一波回忆杀，究竟，三位嘉宾热火朝天地聊了些什么呢……
史航：洪晃老师现在在读《受命》的过程中，此刻先说说你新鲜生成的观后感吧。
洪晃：我觉得那个八十年代的细节都超级棒，冰锋去看他爸爸曾经待过的小屋，出来拿铁丝把这个门再给锁上。我突然想到：那时候人拿铁丝把这个门拴上，难道这个门就锁了吗？那时候的我们好单纯，觉得把铁丝拧一下，好像就没有人再去开这门似的。我知道八十年代是这样的，这个小细节我记忆特别清楚。再往后，他们的诗社、文艺青年、沙龙那些，说老实话，那一段反而对我来讲特新鲜。洪晃：没有。我老跟别人说我是一个最老的“90后”，因为我是1980年走的，1985年才回来，所以八十年代的前半截，我全都跳过去了。1985年到1988年我在，整个八十年代我在国内就这么三年，1988年我又走了。所以读《受命》这本书才发现很多八十年代的感情生活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刚才听你们说到文艺青年，我永远不知道，什么叫文艺？是参加沙龙吗？止庵：那时候文艺比较简单，看看书，看看剧，看看电影，看看展览，跟实际生活稍微脱离那么一点点，那时候就叫文艺了，比较可怜。史航：在任何一个平台上，你今天花一小时时间的人，就足够超过八十年代普遍文艺的水平。止庵：对，我们现在发现文艺可能没有那么大用处，慢慢地大家开始骂文艺。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觉得文艺犹如生活中吹来的一股清风。洪晃：我一直不太明白文艺是怎么回事，。我头一次发现，八十年代的文艺，闹了半天就是开个沙龙、念念诗歌，互相谈论的东西都是那些不着边的、跟油盐柴米醋没关系的事就可以叫文艺。史航：80年代那时候我也十几岁了，经历了。我觉得文艺，它有点像蒲松龄写的《崂山道士》，学穿墙术的王七，师傅一教，他就能进（墙）去。那时候的文艺青年觉得一本书跟自己就隔一张纸，一个电影跟自己就隔一块布，一个戏剧跟自己啥都不隔，最多隔着舞台几米高，我只要看了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我每天的人生就是很了不起的故事，这就叫文艺。可能当年的时候，文艺就是他失恋了会写十几页的信给别人讲失恋的事，现在失恋直接哭着拿手机拍七八张流眼泪的照片发朋友圈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史航：也是一个办法，总是及时把自己的情绪传递给全世界，不管全世界等着听还是不等着听，就是直播自己的人生，同时又随时剧透自己的人生，或者期待自己的人生随时剧透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说名字就代表文艺，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老师的小说名字叫《悲剧比没有剧要好》，我觉得这是最文艺的名字。止庵：那时候姚雪垠要写第二本书叫《天京悲剧》，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书太高级了，《天京悲剧》就像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。这些都特别文艺，这种名字就已经挺吸引人了。洪晃：我如果不在海外，在国内的话，也应该能够体验到文艺和不文艺。我走的时候还是拿着卡带听邓丽君的时候，1980年我出去上学的时候，突然人说你听过邓丽君吗，然后到处找那个小卡带，音质都是糙得一塌糊涂。洪晃：对，拿着铅笔给它转回去，一看卡带的带子上都有皱纹了，特别心疼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工作了，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的变化是一天一变的。我走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家，史家胡同门口是一个卖小吃的副食品店，小学生放学出来买点吃的，也卖冰棍。我回来的时候觉得在东单东四那条街上看到副食品店，往右一拐就进史家胡同了。结果那个时候，差不多每两个月这个店就改了，一会儿变成卖鞋的，一会儿变成卖衣服的，我永远找不着怎么回家。突然间两个礼拜没回家就觉得，那个胡同跑哪去了？我怎么找不着了？上个礼拜还是卖鞋的，怎么这个礼拜就是卖裤子的，窗子里面挂的东西不一样了。我使劲找才能找到回家的路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，中国快速的变化已经开始起步。止庵：我跟您还是街坊，我先住在北边的东直门南小街，您那是朝阳门南小街，我在您北边，后来搬到您南边去了，红星胡同。止庵：您买东西的那个是二店，东口有一个第二食品商店，那也是我买东西的地方。止庵：对。在您那边出了西口往南走一点有一个乳制品店，还有澡堂子，就在您西边。止庵：再往南原来有一个红星电影院，后来没有了，还有大华电影院，估计看电影可能都是一个地儿。洪晃：钢琴伴奏《红灯记》，都是我在红星电影院看过的。洪晃：对，把样板戏来回变成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它本来是一个戏剧，但是要把它拍成一个电影，还有一个叫《海港之夜》？史航：就是《海港》，没有“之夜”，你给弄得小资了。洪晃：是。现在那条胡同，红星电影院早就没了，金鱼胡同往南一点。洪晃：那个挺好吃的，因为我们家都是上海人，所以我们经常到那去买煎馒头。但是我姥姥是特别矫情的苏州人，她对北方人所有习惯都看不上，她就说北方人吃蒜，又喜欢吃葱，又喜欢吃生蒜，她打死也看不上。她觉得怎么能吃蒜？吃这么多大蒜臭死了，我是到30多岁，才第一次吃卤煮。洪晃：怎么可能？您是医生，所以你觉得那不能吃是吗？洪晃：好吧，我姥姥说坚决不许吃卤煮。小孩哪怕到30多岁还有这个感觉，越不让你吃的东西越想吃，所以我30多岁吃卤煮的时候觉得这玩意儿太好吃了。史航：同意，说得我明天就想去吃，明天我跟止庵还有一顿饭，我们准备加一碗卤煮。止庵：《受命》这个小说里写到灌肠，你还记得最早灌肠是红色的。止庵：灌肠我特爱吃，小时候那个锅斜着，这边是油，那边搁大肠，油流下来煎着灌肠。史航：你这个取舍标准，比你的读书标准还叵测，不吃卤煮，喜欢灌肠。止庵：灌肠跟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是穷人吃了觉得像肠，还有肠油，有点肠子味，以为吃的是肠子，其实吃的是团粉，就是一个团粉疙瘩。史航：还有肠，还有切好的火烧在里面，还有豆腐，每样都可以单加。止庵：我这两年上城里来，我发现跟咱们那时候的城里不一样了，挺荒凉、挺破败的，每次进城都受打击，当时记得不是这样。洪晃：胡同里有一种烟火气，现在没有了。你一旦进入工业的公寓、楼房、商场，那烟火气就没了。我记得我们家旁边住着一家姓杜的，我如果闻到他们家有什么香味，就跑过去说杜大妈你们家吃什么好吃的？他们在烙饼，我们家是南方人，从来不吃面食，永远是拿面票换人家米票。杜大妈跟我说，你们家没这个吃吧？我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北方人的发面饼，每次我抱着一块回家啃这个发面饼，我姥姥就笑话我说，这个孩子越来越傻，空口吃这么一块面疙瘩有什么好吃的？但对我来说，发面饼好吃得不得。，他们家一烙饼，那个面香扑鼻而来，我就会跑到他们家要吃的。胡同里是有这种生活的。可能比八十年代还早一点，我们胡同口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，我们买冰棍如果没有钱的话，她认得你是几号的孩子，就会三分钱、五分钱给你记帐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胡同的这种人情味特别浓，不像现在一个楼里住十年老死不相往来。止庵：馄钝侯在王府井，洪晃说的馄钝摊应该是马路南边，动物园对面当时有一堆小饭馆。止庵：对，我也在那吃过东西，那时候颐和园回来到动物园挺晚的，就在那吃点东西再回家。洪晃：我说的这个比您说的早一点，70年代末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帮朋友在一块玩儿，因为刘小辫是唯一一个挣工资的，所以永远是刘小辫请客，就跟《受命》里冰锋请客似的。月初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们就坑他去莫斯科餐厅请客，差不多吃了一顿之后，就都是夜市的馄钝摊了。
洪晃：《受命》里面写的332路是我那时候老要坐的车，因为老去动物园，332路去黄庄海淀那边。进城的话332从颐和园开到动物园，在动物园换111进城到灯市口，所以看到那个很熟悉。洪晃：特别挤，小说里形容挤车那段太形象了。但是我必须得说，挤车是硬功夫，我后来留学，跟一个朋友去希腊和欧洲玩儿，当中去了南斯拉夫。因为我们是穷学生背包客，发现南斯拉夫的长途汽车跟中国的公共汽车一样，得用胳膊肘子把所有人排开才能上去。上去之后突然发现，我在332路上的能耐居然在南斯拉夫很管用。我美国学校的同学都吓坏了，说你好野，在学校觉得你挺文艺的，怎么一上汽车你就野成这德性了（笑）。这个旧书基本的生存技能了。史航：我记得止庵说他挤车的时候还能看书，挤到什么程度？他能把书举到像天花板一样，这么顶着脖子看。洪晃你没有这么文学吧，非要挤在车上看书？洪晃：一点也不文艺。其实文艺那个感觉是有一个年龄段的，尤其像书里说的叶生和冰锋刚开始谈恋爱的那个时候。一边谈恋爱，又拿诗歌这些东西做一个小借口，比如我跟你借本书，恨不得每次只借两页，看完马上回去再借，就为了见一面。当时没有约会这么一说，哪能直截了当说约会啊，只能说你那有什么书，我去你那借。止庵：你记得东单到王府井的路比长安街高出一块，儿童影院门口有一个谈恋爱的小树林子。止庵：我还小，里面就是几棵树，不是真树林子，一共没几米宽，但那里面都是人，晚上影影绰绰，一会儿就有人影晃动，我只能在路上看。止庵：看里面那些人影，我觉得那就是我心目中最文艺的事，人是剪影，他们在谈论他们的人生。史航：他们在过他们的人生，而不是在谈他们的人生，他们正在欢度他们的人生。止庵：24路还记得嘛，那时候挤车，经常是售票员挤不上去。洪晃：我从小第一个想干的职业就是当公共汽车的售票员。洪晃：不是，我喜欢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一毛是黑色的，五毛是红色的，两毛钱是紫色的。我从来坐车坐不到两毛钱那么长，我有一次跟我爸妈说，咱们能有一次买个两毛钱的票吗，我就要那个紫色的票。史航：那是因为你牙，像我们牙不好的小孩成天吱吱吱钻。止庵：牙科大夫也是钳工活，非常累，体力活。我每天下班，在家看电视，没有一天不坐那儿睡着的，我妈说你这活太辛苦了。洪晃：我牙特别不好，前面缺了两棵牙，我妈妈比较爱美，在我二十多岁快三十的时候，把我带去一个牙科大夫那。那个牙科大夫看着我说，结婚了吗？我说结婚了。他说结婚还补什么，走走走，我这还有别的病人（笑），感情这个东西是要有功能性的。洪晃：就跟买马似的，要看牙口，你这匹马已经卖出去了，不用再看了（笑）。史航：我看过以前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小说，一个女孩子每次她去看牙，大夫都请她吃完饭，最后大夫向她求婚了，跟她说你这一口烂牙已经被我看到，你的隐私已经全部被我掌握，别人也不会要你了。一个多理想的牙科医生的福利故事。止庵：您还记得布店买料子，一尺一尺量，还让出来一点，啪，一撕，包一纸包给您。洪晃：对。付款时先给你开单子，布料子上面有好多线，啪，一甩，这边甩过去，那边算帐，算完帐,啪,一甩.再给退回来。我觉得特帅。柜台的尺子都是在桌子上，桌子的边儿上就是一把小刀，刷，一折，一下就把布扯开了，那个声音还是挺爽的。止庵：南小街上有一家裁缝店，裁缝含一口水把布喷一下，那一下有一股臭味，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。后来我想肯定这个裁缝牙坏了，口腔有溃疡，或者牙有龋齿。